一、“双一流”建设的光环效应已经凸显

自从《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64号）》颁出后，“双一流”很快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光环效应，于是高教界掀 起了追慕“双一流”的热潮，社会上对“双一流”建设的关注热情也始终不减。这不仅牵动着大学领导人的敏感神经，也极大地调动了学界探讨的热情，因为它确实关乎许多高校的切身利益和诸多学科的前途命运，当然更关系到国家的科学实力和学术发展水平，因而它也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

毋庸置疑，“双一流”建设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态势。对于“双一流”建设，目前学界出现了“本科论”“学科论”“管理论”等多种观点。其中“本科论”最为抢眼，因为它抓住了“双一流”建设中最为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即本科教育，因为人们一谈“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往往只想到了科研而忽视了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而本科教育则是大学发展的基础应当也是学科建设服务的对象，也是大学教育的重点，如果对本科教育关注出现缺失，就会使“双一流”建设的根基不稳。这一声音得到了教育部的高度重视。“学科论”旨在强调学科建设在“双一流”建设中更具有基础性地位，有利于促进学术生态的优化。“管理论”则直指过去重点大学建设计划中对管理这个核心要素的忽视，因而强调“双一流”建设的关键在于管理改进。而无论“本科论”还是“学科论”，最终都涉及到管理，所以，它们与“管理论”之间虽然出发点不同，各自突出的重点不同，但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本科教育显然应该是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之一，学科建设则是一种基本载体，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们知道，学科是否卓越，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大学管理与学科建设之间也是一个相互生成的关系。换言之，没有学科的一流，就没有大学的一流。反之，没有一流的大学管理，要实现学科一流也几乎没有可能。这也说明，无论大学还是学科，都依赖于一种良性的机制。把学科与大学分割开来的看法，只能是出于排名的需要，而非学术发展的真正需要。那么，“双一流”建设的良性机制应该是什么？

“双一流”建设的突破口无疑应该是在机制建设。在机制建设中，大学校长作用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超一流的大学校长，就很难有真正的一流大学与学科。现在大学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大学如何从过去片面注重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模式转向注重质量提高的内涵式发展模式。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学术体制的重构才能完成。为此，就必须克服传统的资源分配机制的束缚，建立科学的发展机制，否则，“双一流”建设可能会成为新一轮资源大战的导火索，也将是新一轮恶性竞争的开始。为此，有必要对“双一流”建设的动因与机制进行科学的审视。

二、“双一流”建设动机卓绝，但固化机制消除成难题

当下，人们普遍对“双一流”建设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往往把它与民族振兴联结在一起。高等教育确实具有承担民族振兴的能力,对于这样的宏愿，我们不必质疑，但问题是该如何建设“双一流”。在人们争抢进入“双一流”名单的背后，往往充斥着人们对“双一流”仍有可能成为一种利益固化机制的担心。虽然克服利益固化机制是“双一流”建设的基本初衷，但要消除利益固化机制却不容易。因为传统的利益固化机制是与重点建设思维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就是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这显然违背了均衡发展之道。何况，建设一流大学所需要的资金是无止境的，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学术发展机制，怎能预期重点建设就一定能够成功呢？如果“双一流”建设完全依赖国家投入的话，会不会使大学更加依赖行政办学而失去独立发展能力？如果真的这样就可能与“双一流”建设目标渐行渐远。

不难理解，“重点建设”思维模式是计划体制的产物，它对大学建设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因为学术创新需要竞争 机制，所以它更亲近市场机制。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很难完全摆脱计划体制的影响，但要尽可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不能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那么要创造学术一流是无法实现的。

不可否认，一流大学建设确实有一些外在性的观察指标，这既是进行计划管理的依据，也是大学排行榜出现的原因。但这些指标都不能标示大学的核心内涵，即大学理念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而大学理念是无法用外在指标衡量的。大学治理在一流大学建设中也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些内容也很难进行量化。大学排行榜只能引导大学追求一些外在指标，而不能使大学自觉主动地探求大学内在的精神实质，这正是大学排行榜的误区所在。我们今天的“双一流”建设必须摆脱排行榜思维，必须把对外在指标的追求转移到大学内在精神的追求，通过大学治理来实践大学的使命，如此才能真正向一流大学的方向努力，也才能真正出现一流的学科。完全按照外在指标进行“双一流”建设就违背了学术内在发展规律。因为学术的本质是一种自由创造，是无法被计划的。

但在急功近利的思维作用下，认为可以按计划管理模式来建 设一流大学，而且可以用“投入－产出”的公式来计划一流大学的建设进度。显然，这个思维方式是危险的，因为这种思维的认识基点是“一流大学是用钱堆出来的”“只要有了钱就能够办好大学”，如果真的是这样，“双一流”建设就陷入了一种“金钱万能论”的误区。

三、“双一流”建设最终指向国际化，而前提基础却是本土化

毋庸置疑，“双一流”建设应发挥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功能，从而带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建设。但如果人们的注意力陷入“双一流”头衔之争的话，就会危及高等教育的质量建设。正是在高校纷纷瞄向“双一流”名单时，基础性的科研与教学却被无形中搁置了。在高校筹划砸重金去请高手和名人以便使数字指标迅速飙升的时候，扎扎实实从事日常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教授们感到了被冷落，从而不自觉地在工作中出现了疏忽怠慢心理。

说到底，人们的行为反映出“双一流”建设具有巨大的光环效应，它关乎高校的根本利益，因此没有高校不想争取。在国家“双一流”政策出台之后，各地便衍生出各色各样的“双一流”政策，而且计划投入上百亿的资金来支持“双一流”建设。这说明，“双一流”不仅关乎高校的利益，也关乎地方的利益。这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进入“双一流”的急迫心态。但“双一流”建设的“根”应当是增强国家和地方的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后劲，而非仅仅是追求“双一流”的名称。虽然“双一流”建设的指向是冲击世界学术前沿，但这只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非拔苗助长。如果我们不能服务好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不能解决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难题，那么即使有了“双一流”的名称又有何意义？

须知我们今天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目前一个艰巨的任务是要应对“中等发达国家陷阱”的挑战，而且人们也普遍认为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高校发展的重心是解答这些社会经济发展难题，而非把主要精力放在名位之争上。

不得不说，最终展示“双一流”建设成效的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所谓国际化水平就是指对世界一流学者的吸引力和对最具有创造潜力国际学生的吸引力。这种国际化水平是以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为基础的，是以具有高创造力的学术团队所形成学派为载体的。如果没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没有风格鲜明独特的学术流派，就很难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力。而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流派是大学排行榜无法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产生和学派的形成，依赖于大学是否具有良好的学术氛围或学术文化，而此则依赖于大学的治理水平，只有高水平的大学治理，才能培育出这种学术文化。试想，如果大学仍然流行着官本位思想，不尊重学者的自由创造，怎么能够吸引国际上高水平的学者加入呢？怎么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呢？怎么能够打造出一流的学术团队呢？又何以形成具有独特学术风格的学术流派呢？

所以，要使大学学术水平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力需要做许多的具体工作，它不仅需要学者学术水平的硬实力，更需要管理和服务的软实力。如果教师和学生对学术环境不满的话，怎么可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故而，学术的国际化首先是管理和服务的国际化。

四、“双一流”建设推进需要依赖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毫无疑问，“双一流”建设成功之日也必然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成功之时，换言之，如果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没有取得进展，那么“双一流”建设要取得成功也很难。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双一流”建设是一个因与果的关系，也即，没有大学治理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出现。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命题就是建设中国大学模式问题中国大学模式，就是扎根于中国文化而具有独特办学理念的大学发展模式，这种理念是中国大学群体对世界大学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依照这种办学理念，大学能够建立自己的管理机制，这种管理机制能够促进学术创造力的释放。中国大学模式说到底就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它既反映中国的国情要求，又能够科学地处理好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使大学具有充分的自主权，使大学有能力保障学者的理论探讨学术创造自由，使大学内部沿着学术自身的逻辑发展，从而使大学能够有效排除外界的干扰。现代大学制度有赖于一个健全的大学章程的实施，有赖于大学行政机构对大学章程尊严的捍卫，有赖于学术自身具有一个严格的自律机制，有赖于学者对学术的忠诚。没有大学章程的明确规范，就难以划分大学治理的界限，也就难以担负起学术权利保护的责任，当然也无法禁止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预，最终也无法保护学术创造的自由，那么也不可能推进学术发展走向世界一流。

显然，有效的大学治理绝非把大学变成一个封闭性的机构，而是要使大学能够更加主动地应答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要求。大学绝非一个象牙塔，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在应答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要求过程中获得提升的。所以，建立大学有效反映社会需要的机制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点，甚至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突破口。大学只有建立有效反映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要求的机制，才能冲破大学行政化的束缚，才能使学术关注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大需求，从而不会形成唯论文至上、唯科研项目至上的风气。建立大学有效反映社会需要机制的重点在于建立社会有效参与大学治理的机制。当社会能够有效参与大学治理时，大学管理的行政化烙印才会逐渐褪去，才会使学术创造的氛围逐渐成为大学发展的底色，如此一流大学建设才有了根基。是故，“双一流”建设有赖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

毋庸讳言，“双一流”建设依赖于高等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但这种增加应该建立在大学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有效互动基础之上，而非通过无偿的投入来实施。无偿的投入只能培养高校的依赖心理而无法激发其创造力。所以，“双一流”建设的拨款机制应该由科学基金会来实施，避免直接的行政拨款。经验证明，直接的无偿拨款很容易造成经费的巨大浪费，甚至滋生学术腐败。因此，改革大学拨款机制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可以断言，“双一流”建设要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还有许多路要走，它的第一项任务应该是避免使高校坠入资源大战的漩涡，而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克服高校的急功近利冲动，唯有如此，“双一流”建设才能取得真正进展。要解决这些难题，就必须继续坚持大学发展的主体性逻辑，鼓励大学办出自己的特色，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的办学模式。唯有大学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才能真正建成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大学制度建 设远“在路上”，决不能有一劳永逸的设想。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一个世纪话题，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也是一项千秋大业。因此，我们必须意志坚定地贯彻大学去行政化的改革路线，推进大学开展综合改革探索，努力还原大学学术组织的本质特性，这样，“双一流”建设才能实践它的初衷。

（节选自王洪才.“双一流”建设：机制？基础？保障. 江苏高教，2017,6: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