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养是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是建设一流学科的要义之一。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贯穿大学治理始终，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演进和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的涌现进一步规约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知识的整合创新和人才培养已成为学科建设的双重内核。秉持价值理性教育观，实现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自觉遵从，坚持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教育实践中的统一，既是大学“双一流”建设的精要所在，也是大学治理的逻辑起点。

在中国大学的现实治理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重视人才培养业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口惠而实不至的高等教育吊诡，严重影响我国“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全面达成。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演进对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学科建设的规约

目前学界一般把知识的生产模式分为三种：一是基于牛顿模式，以单学科研究为主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1；二是在应用环境中，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更加强调研究绩效和社会作用的知识生产模式2；三是以“集群（cluster）”“网络（network）”和“生态系统（ecosystem）”为核心要件和概念的知识生产模式3。这其中，知识生产模式2获得了较为一致认同。在知识生产模式2中，大学在知识生产和创新上的垄断排他地位被彻底颠覆，大学“象牙塔”式的科研范式也随之分崩离析。作为对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的呼应，大学学科的建设已然产生了新的规约。这使得现代大学治理中的学科建设越来越离不开与人才培养的结合与统一。

依据模式2的知识生产理论，学科知识主要来源于人在具体情境中的知识应用，人才是学科知识之所以产生的渊源。也就是说，知识是学科建设的主要建筑材料，人才是知识产生的源泉。这样一来，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所应遵循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关系链也随之产生：理论上，现代一流大学的建设绝对离不开一流学科的建设，一流学科的建设更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与创新，而人才则是学科知识的终极来源；实践上，一流的学科着力于一流人才的培养，一流人才的科学研究推动知识的生产与创新，知识的生产与创新又为一流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由此可见，人才培养和知识的积累创新是学科建设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双重内核，二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生产模式演进对“双一流”建设的必然规约。

二、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实践统一是我国当前教育生态下大学治理的逻辑起点

通过一流学科的建设促进一流大学的建设，进而全面实现大学的诸项职能是我国大学当前基于“双一流”建设的治理大逻辑，而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统一正是贯穿我国大学治理逻辑结构始终的逻辑起点，二者的实践统一是决定大学职能实现的关键因素。

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了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大学的发展水平也直接左右着我国大学对国际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和占有，对“双一流”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日益深远的影响。我国大学现阶段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严重削弱了我国大学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凝聚力。教育部门户网站的统计报告表明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呈上升趋势，且本科留学生的人数增速迅猛。高等教育资源的大量流失是对我国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极大阻滞，非常不利于我国当前“双一流”战略目标的实现。

鉴于所处的复杂内外部教育生态环境，我国的大学治理如果处理不好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实现二者在教育实践中的统一，将无法保证大学职能的顺利实现。这是因为，一流的大学才会拥有一流的大学职能。一流大学只有通过一流学科的建设才能带来科学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而高水平的人才才有可能做出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才可能产生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才能够为一流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才有可能更好地服务社会。这一系列因果循环的逻辑关系链条的形成全都依赖于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相统一这一逻辑起点。显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委实是我国大学“双一流”战略发展中互为充要条件的两大教育命题。

三、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统辖下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

1.基于理性观和权力理论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在实践中分裂的批判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大学治理的主要内容，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二者所涉及的众多教育行为主体的价值追求和理性观（主要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直接影响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教育实践中的交融统一。

从价值理性的教育观出发，高等教育理念应更多考虑教育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长久意义。在这样的价值理性指导之下，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成为学科建设的双重内核是理论上的必然，二者的实践统一也就成了恪守大学理性的水到渠成。

除了理性观之外，大学权力系统的运行状况也严重影响着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大学在工具理性教育观的指导下自然会在学科建设方面选择自觉服从的权力维度，而在人才培养方面选择明确使用的权力维度，二者权力行使效果迥异，人才培养的成效要远远小于学科建设的成效，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扩大，二者也难以实现在教育实践中的交融与统一。大学的治理权力散布并不断传递于大学及大学各部门。大学及大学各部门也从本部门的“利益”算计出发来决定在自己所处位置上权力使用和传递方式。正是这种“利益”判断的不同和基于判断的权力运用的不同，最终导致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产生权力使用（大学治理行为）的不同效果。

2.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统辖下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

首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交融统一是统辖于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下的交融统一。“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培养国民对国家的深厚眷恋之情，以捍卫国家安全和保护国家利益作为行动指南”，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交融统一的合法性基础和前提。学科建设既要为知识创新服务，更要为国家和民族服务。学科发展本身并不足以体现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作为学科建设主体的人才是教育中国家主义思想的现实载体。我国大学学科文化既要怀有中国文化的深沉气质，深深打上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烙印，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又要虚怀若谷地吸纳世界文化的璀璨精华。学科文化的形成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而得以实现的。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坚持价值理性的教育观，以民族与国家的未来为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知识和培养人才。

其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交融统一的本质是基于共同素养构建的大学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学科建设主要涉及知识的积累与创新，人才培养主要涉及与教学相关的知识的传承，二者都与知识密切相关，且在结构和内涵上都具有比较相似的学科素养和人才素养构成。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在教育实践中交融统一的实践之路本质上就是教学与科研的统一。科学研究是教学之所以存在的不竭源泉，而教学为科学研究的更好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教学与科研失去了其中的任何一方，另一方也必将走向消亡。大学之谓大学，就必须要做到科研与教学的统一。失去了二者的平衡，大学充其量也只能是一所极度平庸的大学，要么沦为一所苟延残喘的教学机构，要么成为全无持续发展可言的研究所。反之，具有科研性的教学和融合教学的科研的统一一定会促进一流学科建设和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统一。

（节选自“倪亚红,王运来. “双一流”战略背景下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 江苏高教, 2017, 2: 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