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吴合文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启动了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双一流”建设在启动时即面临一些挑战。“双一流”仅仅是高等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克服这些挑战还需从高等教育系统层面加以审思。只有从系统层面合理确定“双一流”的建设目标、程序、方式，才能有效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最终目标。

一、从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审视“双一流”建设

１．奉行多样开放标准的原则

体系多样性指的是高等教育系统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大学或学院，不同类型高校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追求卓越，这是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主要表现。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鼓励多样性，反对仅仅追求研究上的卓越而使得其他教育目标效能低下。多样性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与社会的多样性保持一致。可以说“双一流”的标准就是分类基础上的卓越，这个分类是开放的。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鼓励多样标准，反对标准化。“双一流”建设如果不从系统多样性层面去考虑问题，一味关注金字塔顶端的高校和学科，标准化是很难避免的。

２．创建有序竞争的系统生态

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只是实现“双一流”建设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创建有序竞争的系统生态。如果建立一个单一排名体系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遴选工具，那么最大的危险就是促成高等教育系统的纵向分层。纵向分层使不同使命取向的机构都围绕一个目标展开资源争夺。同时，如果政策基于纵向分层以那些较弱的机构为代价，将资源集中于金字塔顶端的高等教育机构，那么这能否提高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的能力和效能是有待质疑的。因此，纵向分层和水平分层同等重要，在水平分层（也就是组织类型或组织目标的分层）之上形成纵向分层才能创建良好的系统生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既能促进竞争，也会摆脱胜利者和失败者对立的局面。

政府要避免那种对高校办学行为介入过多的政策工具。要使工具不致沦为目的，重要的是要赋予高校充分的自治。在提供经费支持的同时，还要给予大学独立预算管理的权力。更多的经费只有和预算自治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用。通过机构自治去激发高校制定富有远景的战略，营造成功和卓越的管理哲学，培育灵活反应的文化等。

３．坚守公正的价值追求

教育公平是衡量世界高等教育系统排名的主要指标。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价值是尽可能缩小社会差异，给更大范围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而不是成为使社会和经济不公平固化的发动机。

４．立足本地制胜全球

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政策已经从支援转向促进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在这种转向中，高等教育重心还在欧洲的时候，大学与地方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大学品质得以保证的主要原因。当时的欧洲高校是以追求普遍性真理为主要目标的。美国大学通过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真正实现了区域化，奠定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美国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是从区域化开始起步的，并由此形成了一批致力于区域发展的一流大学，也形成了美国高校的多渠道发展路径。

二、立足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推进“双一流”建设

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和“双一流”建设并不是矛盾的，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是“双一流”建设的土壤和基础。要推进“双一流”必须明确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各项攸关事务，将“双一流”建设放置在系统层面进行考量，其关键是如何将“双一流”建设整合进国家高等教育系统进程，使内部冲突最小化。

１．建立中国一流标准

在“双一流”建设中我们应该提出融合全球趋势和中国国情的世界一流标准。“双一流”建设要建立的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不是“一流的世界大学”，前者是对自身发展路径的自信，后者是对世界大学模型的盲目模仿。中国大学要参与国际竞争，但要掌握自己的竞争主动权。在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形成过程中探寻什么是一流的最佳表现。盲目追求外在的指标很难实现世界一流，只有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确立的标准才是真正世界一流的。

“双一流”建设亟须建立适宜我国情境的学术话语体系，籍此产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包括研究成果、人才培养和社会应用），去参与世界竞争。形成一流的文化氛围是建立中国一流标准的重要方向。

２．采用分类推进战略

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政府需要分类推进“双一流”建设。在“双一流”建设的机构遴选、建设标准、激励措施和评估监督上，政府需要设定更为多元的指标体系，不仅仅倚重研究及其衍生指标，还需重视本科生教学、终身学习、知识转移、区域发展、包容多元群体等。同时，还需要依据研究型、教学型、应用型等类别来设定一流的基准，以确保所有类型的大学和学科都有机会实现一流。

３．理性使用大学排名

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不能被排名所控制，应该将排名用于战略规划和质量改进目标，作为一种象征来凝聚成员、提高效能。

政府要构建理性的排名消费环境。首先要引导媒体、第三方组织、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立功能不同的多维排名系统，给学生及其家长、雇主提供更多样的比较信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媒体要合作开展针对排名结果的深入分析和公共讨论，引导社会正确理解大学排名。其次，考虑到排名可能被过度商业化而误导高校及社会，政府直接介入大学排名会引发更强的投机和模范效应，政府可委托第三方开展大学排名（包括机构及学科）。政府委托排名要区别于商业机构排名，排名类型要体现高等教育系统水平分层的特点，排名维度要纳入区域发展、社会包容、教育公平等价值目标。最后，将排名与效能监测、问责联合起来共同作为促进“双一流”建设的政策工具。排名是一种结果呈现。效能监测关注过程与目标的契合度，避免高校为迎合排名而忽略其多样化功能。问责系统确保这些机构实现了预设目标，而不仅仅关注纯粹的数字和结果。

４．指向社会公正目标

“双一流”建设不应忽略高校的社会公正目标。首先，在“双一流”建设的机构遴选、建设目标和监督考核上纳入招收来自弱势群体的比例的指标。学生多元构成不仅是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追求，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组织特征。从教育公平角度，不能从政策上扩大“双一流”机构和非“双一流”机构间的招生资格差异。其次，要明确学科和高校的社会责任。每一类高校和不同学科都有独特的社会责任，仅仅依靠研究成果不能有效测量这些社会责任。这些社会责任体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社会责任没有贫富差异、贵贱之分。因而在“双一流”建设中要明确不同机构的社会责任差异，重点测量不同机

构对社会责任的使命陈述和目标实现程度。从学科上说，不要一味重视能在国际上进行比较的硬学科，人文社科等软学科对社会文化传承更加重要，更能体现世界一流的本土价值。

 5．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加强“双一流”建设的区域均衡发展

战略。

首先，除了少数旗舰型大学，多数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有清晰的区域定位。在高校遴选上，对那些能参与到地方政策改进、科学技术地方转化、改善社区和弱势群体环境的高校给予重点倾斜，在建设目标以及考核上纳入区域要素。其次，建立区域政策补偿和倾斜机制。高等教育区域不均衡的原因之一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方式存在问题，包括资源的分配和声誉的分配。一些地区的高等教育水平不高，特别是一流大学及学科严重不足，并不完全是自身建设能力问题，而是在各类资源配置过程中逐步丧失机会所致。高等教育区域不均衡已经引发了一些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而这一问题不应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再次扩大。一些高等教育市场发达的国家，大学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一流地位是大学选择的结果。但是对政府支持的“双一流”建设，政府需要在经费和配套措施上给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补偿和倾斜。这种补偿和倾斜机制不仅仅是扶弱，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均衡发展的高等教育系统，并以此解决相关的招生名额分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对于这些依靠补偿和倾斜建立的一流机构，考核重点应放在促进区域发展上。

（节选自吴合文.“双一流”建设的系统审思与推进策略.高等教育研究，2017,38(1):29-36 ）